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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一个真实的神话         ★★★
西南联大,一个真实的神话
作者:姚国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277 更新时间:2010-10-8 11:01:25
    现代大学,作为现代文明的文化轴心,作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理性精神的集中代表者,在中国的确立至今仍然没有完成。

  尽管我们拥有豪华的大学校园、齐备的学科建制,以及世界上数目最为庞大的学士、硕士、博士、教授、院士阵营,但中国很难说拥有一所真正有灵魂的大学,因为大学没有起到文化核心的作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进程很少由自己民族独立的智慧引领,由国民健全的大脑支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外部力量拽着走。各色各样的外来强势力量交替着呈现,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流行思潮,也有冠以“主义”或“真理”的意识形态理想,有强硬的政治军事压力,更有给人即刻带来消费快感的市场渗透,人们应接不暇,无法抗拒,不知不觉被裹胁着走。

  这样的命运也不只限于中国。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有独立文化背景的民族,都不容易在现代文明里赢得主动,除非经历深刻的文化变革和社会运动,形成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大学。只有源自西欧及其殖民地演变来维系着共同历史文化脉搏的民族,才有大学以自己的文化创造力驱动社会的进步,一直保持着全球化的中心地位。

  然而,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战时大学崛起却是一个奇迹,在短短八年里立起一座座现代大学的丰碑,它们培育一代极具创造力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辐射社会的各方面。它们和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所重建的北大一样,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是津津乐道,却一直无法再现的神话。这一真实的“神话”背后,一定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机缘。

  大学必需一种超越性的人格,支撑普遍的智慧追求。

  所谓大学,就是追求大智慧。俗话说,站得越高,才能看得越远。人类要提升自己的生存状态,挣脱动物本能性的谋生,必须有超越的眼光把握现实生活。以一种普遍的、恒常的智慧来解释和驾驭千变万化的经验世界,这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大学的天职是追求智慧,追求真理;大学的灵魂就是大学文化、大学精神。

  古希腊时代的哲学是现代西方大学的源头,但它局限于哲学家建立的学园里,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共同体,因为那个时代人们的超越精神不足以抵御现实生活的诱惑,支撑更高级的大学发展,多数人的身心疲于应付现实生活的需要。古代文明在放纵、争斗与毁灭性的战争中瓦解之后,基督教在一片精神废墟上继承了古代文化的核心要素,把它引向彼岸世界的信仰,并以此凝集了巨大的超越精神资源。

  西方大学追求万物之上的逻各斯,这是一种普遍的理性原则。基督教神学认为,万物的普遍原则是上帝赋予的,因此这种追求能获得信仰的支持。欧洲大学有的直接源自经院哲学,其它传习法律、医术的大学也遵从宗教的巨大精神权威。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普遍信仰高度一致,当信仰逐步转换为对理性思维的追求,就为大学文化的成长和推广提供了巨大动力。大学文化越深入社会生活,它的根基越牢固,获得的精神滋养和物质资源也越多,以至于后来完全独立于教会,全面引领社会近代化进程。

  中华文化的超越精神当然也构成一种大学精神,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对“道”、“理”以及心性自由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这种追求的经典表达。这种超越精神构成中国文人特有的人格基础,支持他们对高于物质享受和世俗名利之上的智慧追求。它形成稳固的精神平台,维系着数千年的文化传承。

  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特征相联系,直觉、感性的思维多于逻辑、数理的思维,追求一种诗意化、艺术化的精神境界,不同于西方人对于彼岸世界的一神教信仰。

  出于对这一特征的把握,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者蔡元培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必要照搬西方的宗教,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试图以此重新确立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超越性人格。事实上,在传统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里熏陶出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国学根底都十分深厚,既可以与西方现代大学精神的取得共鸣,又可以在传统大学精神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他们的文化底蕴与西方大学相比毫不逊色。

  超越精神与入世抱负没有严格界限,这令中国大学精神很难独立。

  中国与西方各自的超越精神仍有大相径庭的一面,它们建立在不同的人格基础上,把现代大学从西方搬过来,难免会产生深层裂缝和冲突。

  西方知识分子超越性人格的基础是普遍的宗教信仰,它容纳的理性精神,可以完全以逻辑语言和理论形式存在,人们常常为智慧而智慧,为思想而思想,完全不考虑现实中的效益。而中国文人的超越性人格的基础是个体的直觉和感性体验,离经验世界并不远,人们总是要实现知与行的统一,表现为文人“学而优则仕”、“经世济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种理想总是指向现实的抱负,最后都归于政治与经济生活里的建功立业,以至于知识只是手段,立功才是目的。这令大学的本位目的,也就是独立的智慧追求大打折扣。

  蔡元培是不主张大学介入经济与政治事务的。胡适当年也发誓:三十年不谈政治。可是,新北大崛起不到三年,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激起人们的政治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并且淹没了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建构,年轻大学生按捺不住救国救民的冲动,纷纷走上街头,投入政治洪流中去。

  稍后崛起的其它许多高校,起点看似很高,学术思想与方法都来自西方现成的体系,多数教授都有西方大学的学位,他们不断地引进和呼应西方的学术潮流以获得发展的动力,但人们的热情终究还是在运用西方的知识成就,旨在带来技术性、实用性的效益,以图改进社会。因此,人们在智慧上的原创明显不足,没有形成独立而稳定的大学文化传统。

  战时当局在教育目标上的高瞻远瞩,强化了大学精神的纯粹性。

  大学作为个人功名的手段,作为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一观念在战时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因其如此,大学也更接近现代理念。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校被迫内迁。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人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倾注全部国力投入救亡。当时一种“战时教育”的舆论认为:学校应服务于抗战,调整学科,开设军事课。教育应以民众为对象,以当时的社会情形为教材,以国家民族复兴为目标,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扞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

  但这时一批具有高远见识的知识分子却表现得十分冷静而理智,他们说服了战时当局:战时大学以平时的方式办。蒋介石也表态说: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这在人们习惯的思维里是不可思议的。国难当头,大学不仅不能直接为战争出力,反而造成国家巨大的财政包袱。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大中学生衣食无着,更谈不上交学费了,只能由教育部提供的贷金及公费来保障基本生活,这批学生共达128000余人。八年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战时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总数仅次于军费,竞高于行政部门的开支。

  “危城讲学,百年树人”,如此理论脱离实践,书本脱离实际,连主张彻底实行国防教育的重庆《新华日报》也发表评论,批评为逃避抗日现实。而曾经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此时却劝导学生不要为浮言所动:“救国有心避危无术”的观念,是亡国的观念!有一点事就栖栖皇皇,是我们气衰力弱的表示。他讥讽那些想活动活动,做做小领袖的人,借此以“夺取民众”,是极可笑的。

  正是这种极端背景下的教育政策,有力地强化了教育本身目标的纯粹性,求知是教育的本位。功利目标,即使是国家民族的急迫需要,也不能动摇教育延续整个民族文化这一根本。这种高瞻远瞩的见识,为战时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外部保障。

  战时尚且如此,在和平建设时代更应当无条件做到,文化教育不能成为任何外在目标的工具,这是现代文明的前提。

  大学需要的超越人格,为战时国破家亡的悲壮情怀所确立。

  国破家亡的悲怆,背井离乡的惆怅,这对中国人来说动摇了现实生活的全部根基,却反过来激发起人们一往无前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在整个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刻,大学却拥有一片空前独立自由的天地,以之为逃避的,据以为苟且偷生之地,甚至放浪形骸阂的,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怀着对侵略者不共戴天之仇,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奔赴抗战前线。而留下来的人则把报国的冲动转化为巨大的奋进力量,去追求精神世界的超越,这成为一个民族绝处逢生的希望,也成为一种具有宗教性特征的力量,支撑着战时国民的生存意志。所有宗教都源于人的孤独、无助、恐惧而渴望在精神上获得永恒的拯救与超脱。

  离开文化中心的大都市,颠沛流离于大西南的偏远小城,时时面对着生活的艰辛、物质的匮乏、时局的紧张,然而这种外部压力,却带来一种生命力的内在迸发。虽然没有安静的书房,没有汗牛充栋的典籍,人们却接触到更真实的生活,更鲜活的文化。生活资料的匮乏反而激励人们感官的敏锐,经常“跑警报”的战争演练不断激发着人们的生命斗志。诗人闻一多教授加入到1938年湘黔滇徒步旅行团,68天里每天平均行进50华里,一路磨炼意志,沿途接触民间百态。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从广泛的田野调查中获得他后来写作《乡土中国》一书的独特视角和诸多灵感。

  爱因斯坦把科学研究者的精神境界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为了个人的功利目的,这个层次的人是多数,但能做出的独创性发现却很少;二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个层次的人把求知当作乐趣,成就往往比较多;三是听从内心的宗教使命感,这个层次的人虽然是极个别,却可能作出最伟大成就。国难中民族精英们的精神境界并不完全等同于爱因斯坦所说的宗教追求,但其饱满的热情,无条件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是很近似的。

  那个时代的教学与研究在巨大的内在动力驱使下进行,这是人们能在极度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作出巨大的学术成就的奥秘。今天已经有十倍百倍以上的物质资源,主流社会的管理者还在全心设计着如何充分运用利益机制,来激励人们的工作热情,甚至把这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联系起来。结果却是人们的心思耗费在混学分、谋职业、争权力、图称职、报课题、拉项目、评奖励等恶俗的外部利益争夺中,真正的学业无所建树。

  大学需要的理性思维,在民族灾难的痛苦中由外部强行注入。

  现代大学面对日新月异的工商文明,需要积极地研究新问题,探索新世界。但是中国传统文人数千年来沉缅于故纸堆里,主要功能是延续文化而不是开拓新智慧,他们从小背诵着精致而完美的传统经典,以至于丧失独立思维和怀疑能力,开拓新领域和创造新作品的能力日趋衰落。

  到抗战时为止,国人已经在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中,领教了西洋坚船利炮的厉害,但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外在的、异己的。在有着无比深厚传统的中国,习惯性思维很难根本改变。传统的经典教育,自废科举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打破,新学也就是西学,似乎已经成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但它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知识。人们仍然不愿意舍近求远,由表及里,器物层面的引进远多于文化层面的自新,而且主要引进的又常常是近边日本的二手货,已经有人家消化过的附加物。因此,在文人传统的诗性思维里,确立现代理性思维的逻辑,还需要强大的外部力量。

  此时,日军携有绝对优势的现代武器入侵,把所有中国人逼上绝路。经历战争的人真切地看到敌人的凌利攻势,很难看到抵抗的前途。那些留学过日本的人,难免有对敌国强大的羡慕和对自己懦弱的无奈。

  幸而这时中国大学已经有一大批留学西洋的学人,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把握更为宏阔、更为深远,并且更具本原性,因而也有了重建的信心。东洋人本来与中国文化同源,他们能够强大靠的就是接受西洋现代文明。这一认识,加强了人们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认同,加深了人们对西洋文化的倚重和渴望,有利于西方知识体系和大学制度体系的全面引进。

  这一时期,伴随着对英美军事、政治与外交上的热烈合作,中国人得以大规模、近距离并且有尊严地了解西方世界,从而使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与协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构成大学文化进步的时代背景。虽然这并不能代替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独立的文化创造力的形成,但作为一个否定阶段,走出千年不变的思维,毫无疑问是积极的。

  传统文人相轻的毛病,在国难当头的大局里受到极大抑制。

  越是个性化的精神创作者,越可能不善于与他人沟通,难以为社会所接纳,还会养成自己的孤傲和怪僻,这在哪里都可能存在。

  但文人相轻的问题在中国传统里尤其突出,还因为中国文化基于个人的情感和经验,各种学说千差万别,人们崇尚不同的圣人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古人的学说在不断的注解中又获得新的意义,不同学派的基础迵然不同,相互间在学理上难以直接对话、磨合,不能形成严整的学术共同体。一种学说常常只能依附于权力集团才能获得社会价值的实现,文人也才能实现其理想和抱负。可是,权力集团提供的舞台是有限的,你被录用,我就可能名落孙山,你受到重用,我就可能被打入冷宫,这势必造成文人为被赏识而恶性竞争,甚至相互拆台。虽然他们也会结成相互照应的裙带关系、宗派集团,但那也不是因为共同的理想和思想,只是为了打败对手争取更大竞争优势的需要,相互间的根本利益是冲突的。

  现代文化基于分工协作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文明,既讲究自立、竞争原则,又讲究利益双赢和契约共守关系。知识分子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智慧本身才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现代的理性思维建立在客观的尺度和普遍的逻辑之上,寻求完备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一旦建立,就不只属于个人,而且属于一个知识共同体。因此知识分子之间虽然也难免卷入现实的利益冲突,也会为智力成果的名誉归宿发生冲突,但他们更需要经常性的交流、对话、辩论,以求得知识的全面和圆满,以及新的突破和发现。

  在现代中国,一个社会组织的作为,取决于它能否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同时却能够把多元的力量凝集成整体。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不同于传统书院中单一的学派及其师承关系,必须把各种思想和智慧融会于同一个理性的平台上。蔡元培在北大的最可称道的在于以“兼容并包”的原则,实现了不同立场,不同思想派系的学者间的整合。西南联大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把不同风格的大学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看似简单,做到并不容易。有回忆说,当时一些北大教授抱怨,院长多出自清华,轮不到北大。对此,北大校长蒋梦麟坚持忍让的态度,不愿相争,说服大家等待将来胜利后再图恢复自己的体系。与西南联大相似的西北联大,则没有达成如此默契,吵吵嚷嚷不到一年时间就分崩离析了。

  很多人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常有拍案叫绝的共鸣。可是,当人们确认其中的三闾大学就是暗讽作者曾任教过的西南联大时,大都又会反过来怀疑作者的个人品格。这也可见得,西南联大的神话在人们心中已经是不可质疑的了。今天,关于钱先生只在西南联大任教半年就不辞而别的原因,许多努力维护着西南联大神话和钱先生人格形象的人们,包括钱先生的家属,都努力要澄清着什么,让人相信这完全是偶然的事件。

  可是,我宁愿相信钱先生所揭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好面子、端架子、文人相轻、恃才傲物、挟洋自重等等负面心理到处都有,因为这些传统文人的毛病已经沉积和渗透到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去了,不会因为哪群人里有个什么先进的制度,有些品德高尚的人,就消失了它的踪迹。只是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所有这些负面因素在公共生活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没有演变为公开的利益争夺罢了。而这表面的一团和气,其实构成了现代公共生活里必要的一种宽容与妥协,以及对理性原则的默认,也为必要的协作和团结提供了可能。闻一多与李公朴之间并没有深厚的私人交往,但当李被特务枪杀,自由受到威胁时,闻一多拍案而起,用自己的鲜血一同铸就一座自由的双子峰。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里,对这一现象作了精彩的描述,他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西南联大代表的战时大学是一个真实的神话,它真真切切地存在过八年,它的“神”体现在一个数千年古老民族面临绝境时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理性文化的平台上变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可是,当国难解除,人们在胜利中重获自由与自信之后,却不知不觉地又回到过去习惯的怪圈里,大学本身对真理的超越性追求被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工具性需要所淹没,逝去的大学精神似乎成了不可重现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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